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國際高峰論壇

專家認為中國經濟要邁向高質量發展須重視兩個效率提升

《報告》指出,中國經濟要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重視兩個效率提升,即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同步提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直接決定了工資水平的增長速度,只有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穩步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的貢獻不斷提高,是企業技術進步和配置效率提升的綜合反映。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與效率路徑重塑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所在。

精彩觀點

會議時間

2018年6月30日-7月1日

會議地點

中國·北京

主辦單位

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研究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
《經濟研究》雜志社
《經濟學動態》雜志社
香港《經濟導報》社
中歐金融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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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高峰論壇(2018)

  時間:2018年6月30日

  地點:首農香山會議中心

  張連城: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中國經濟增加第十二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高峰論壇現在開幕!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本次論壇的主題是“邁向高質量發展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同時本屆論壇繼2011年之后要發布第8次生活質量指數。主辦這次論壇的有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首都經貿大學,經濟研究雜志社,經濟學動態雜志社,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香港經濟導報社,還有新加盟的中國金融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新加盟的還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我是首都經貿大學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院長張連城,首先由我介紹部分與會嘉賓。參會的還有來自首都經貿大學中國社科院和其他高校的專家、教授、學者和博士研究生,我代表會議組織單位向所有女士、先生能參加這次會議表示衷心的感謝。

  參加本次論壇的媒體有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經濟時報、中國證券報、經濟日報、中新社、搜狐網、中國日報、香港商報、經濟參考、中國經濟導報、經濟上報、每日經濟新聞、光明日報、新華網、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產經新聞、21世紀經濟報道、新浪網、中證網、中國經濟信息網,本次論壇由新浪網和中證網進行現場直播。

  張連城:下面第一項由主辦單位領導致辭。首先請第11屆、第12屆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名譽院長郝如玉教授致辭。

  郝如玉:各位嘉賓,非常高興參加這樣一個長期的持久的高峰論壇,高質量,參加這么多年了,特別感謝組委會,社科院和首經貿的同志們,特別是張連城同志,從我開始參加就一直堅持到現在,確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使得這個論壇已經在國內國際有很大的影響。

  今年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成就是舉世矚目的,但是當前中國所處的國內國際的經濟環境表明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因此,本屆的論壇主題為“邁向高質量發展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再一次扣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脈絡,表明論壇對宏觀經濟的分析判斷具有前瞻性,政策建議也將會非常有針對性。另外,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調研也進入了第8個年頭,在促進民生改善方面起了積極作用,在調研方面上與國際接軌,使生活質量分析具有國際可比較性。

  作為財政收入的工具和經濟調控的杠桿,稅收與我們本論壇討論的經濟主題密切的聯系。從稅收的情況來看,我們這些年做的最中心的工作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落實稅收法定。落實稅收法定一方面來看,我們近幾年加快了從國務院條例上升為全國人大法律的步伐。也就是在11屆的時候我們立了一個法,就是《車船稅法》,12屆全國人大前年立了一個《環保法》,是今年1月1號開始實行。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立了一個《煙葉稅法》,一個《船舶噸稅法》,也就是我們18個稅種中有6個是全國人大的法律了。6月底我們常委會上開始審議了個人所得稅的修法,社會上議論很多。我們去年12月,上一屆的人大常委會和今年4月份的人大常委會制定了2018年的稅收的立法計劃,這個立法計劃今年立法的有《稅收征管法》、《資源稅法》、《耕地占用稅法》,還有《個人所得稅法》,還有一些需要研究和論證的項目,包括《消費稅法》、《契稅法》、《印花稅法》、《房地產稅法》,這是在預備項目里的。我們講稅收法定第一個方面是我們從條例上升到人大法律的進程,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理念的方面,就是我們國家確立了稅收法定原則,這是在理念上的最大進步,這是最重要的進步,過去我們一直講稅收是無償的強制的憑借國家政治權力向人民收取收入的工具,我在中財編教材的時候都是這么寫的,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對人民征收。現在稅收法定了,是代表人民最高的代議機構不立法政府不得征稅,是由人民來決定稅法。這個理念是一個根本的轉變。我們現在觀念轉換了,要由人民來決定,由人民的代議機構全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來定。也就是稅收法定決定了征稅要由人民和人民的代議機構全國人大決定。

  由此而見,稅收法定這樣一個理念不僅要求人民決定稅收收入的規模,即征多少稅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人民要決定在稅收中的支出,政府的支出,通過財政支出的多少,人民要決定政府支出的規模,決定政府支出的結構,要決定政府的職能,要政府的機構,要決定政府的人員多少。這是特別特別重要的。我們現在只是提出來了,我們要做到這一點還要有一個過程。從這個方面來看,稅收法定原則有著更重要的意義。

  大家最近老問個人所得稅、房產稅出臺不出臺,什么時候出臺,這個問題應該是我們怎樣參與稅法的制定,制定一個什么樣的良稅,優良的“良”,來適合中國的政治、經濟、人民的要求,我們怎么制定一個好法,制定一個良法是最重要的。所以,現在馬上涉及一個個人所得稅,前天已經公布了個人所得稅。這個稅起征點的爭議是非常大的。個人所得稅減稅工具特別多,里面的稅率,我們現在最高的稅率還是45%,在世界上就比較少了,但是這個是“雙刃劍”。我們可以往下降降到35%、37.5%都可以,但是我們要縮小貧富差距,我們對高收入的人就要用高一點的稅率,45%的稅率,就可以用稅率來調節稅負,實際上是這樣的,還可以用稅率最低是3%,我們可以降到1%,也是減。比如我們1%的所得,比如0-5000適用1%,如果我們想減稅1%的稅率0-5000,大家想想這個減稅幅度有多大。所以,不是一個起征點就死盯著這個起征點。起征點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它就是起征點定的越高,納稅的普通的面越小。我們在2000的時候起征點納稅人是8400萬,占城鎮工薪人口的28%多,但是我們到了3500的時候,納稅人銳減,占工薪人口的8%左右。所以,納稅不普遍。也就是你可以定低一點的稅率交10塊錢,交20塊錢,但是它比較普遍,公平的第一原則是普遍。

  我現在講為什么需要大家參加呢?給大家說一個個人所得稅修法的數據。個人所得稅在上一次修法的時候,一審以后就公布了修法的草案,掛到網上了,當時收到了23萬條意見。23萬條意見,83%的網民都說起征點3000太低了,要求漲。我們研究了很長時間,其實這是一個客觀沒辦法的事,我們要開各大部,各企業,各人民,各種各樣的座談會,都要有報告附在那兒,但是大家都不太看這些紙面的東西。權重的問題也不是特別好設計。所以,大家對個人所得稅問,也有問房產稅的,都是一審出來網上的建議,我們這里做的都是大經濟學家,不但要考慮個人的收入問題,還要考慮對經濟的影響,對社會的政治,對國家的穩定(的影響),特別是房產稅。

  各位嘉賓,我很高興我們的隊伍又壯大了。在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研究所,首經貿大學,經濟研究雜志,經濟學動態雜志社和香港經濟導報社的基礎上,今年增加的中歐實驗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充分說明了我們論壇的可持續、高水平、國際化。

  同志們,當前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有各種干擾的情況下,我非常希望我們的論壇能夠繼續辦下去,越辦越好,懂事希望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借助論壇這個平臺在推動經濟實驗研究,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多出成果,成為這一領域具有國際一流水平的高度開放的研究機構,成為給政府機構提供決策參考的智囊團。最后,預祝本次大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張連城:郝如玉是我國著名的稅務專家,我作為14億分之一,我也覺得3000或者3500的起征點太低了。在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的基礎上,中國的稅收不斷增加這不見得是件好事兒。至于房地產稅我也聽出來了,復雜得很,一時半會兒可能出不來,但是大家都關注,感謝郝如玉教授的發言。

  下面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劉霞輝研究員代表《經濟研究》雜志致辭。

  劉霞輝:首先代表雜志社祝賀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高峰論壇開到了十二屆,應該說像這樣的一個學術會議能開到十年以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座的各位都已經成長,原來可能不太熟悉的,現在都成了很熟悉的人,原來很年輕的都變的比較老了,這也是時間在流逝的一個最好的證明。

  我在這里利用一個小小的機會,占用大家一兩分鐘時間也把我們編輯部的一些簡單的事兒在這里向大家做一個公開的匯報。

  第一,我們編輯部現在跟國內的很多著名大學有一些合作,召開一些論壇,現在我們論壇也正在改革,其中包括我們這個論壇也正在改革,希望我們雜志社跟論壇之間的結合度以后能變的更加緊密,尤其是跟我們論壇的一些優秀學者之間建立更為嚴密的一些機制,這個我們以后會慢慢看出來。

  第二,我們雜志社現在也在與時俱進,原來我們雜志社是比較保守的,有人說我們是高高在上的,不是因為我們文章寫得好,而是因為大家文章寫得好,所以,把我們搞得高高在上了。但是這樣產生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我們審稿周期比較長,跟作者之間的聯絡溝通等等都不夠方便。所以,我們很多優秀的科研人員現在都不太愿意給我們雜志社投稿了,我感覺非常遺憾。因為我也是做研究的人,假設一個雜志失去了優秀的作者這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所以,我到編輯部以后堅決要求編輯部的編輯平臺進行改革,我們就在《經濟研究》的第7期上已經正式對外發布了公告,將從2018年8月份開始正式上線新的投稿審稿系統,希望大家對這個系統提出更多的意見,使我們作者、編者和各個方面的學者之間的關系變的更融洽,也避免很多的誤會,提高我們的審稿效率,并且能遴選出國內最為優秀的文章。謝謝。

  張連城:《經濟研究》雜志是我們國內公認的高等級雜志,通常我們評審“長江學者”、“百千萬”都要看《經濟研究》上有沒有文章,請張平副主編和劉霞輝主任多關注我們與會的這些人員,以后在《經濟研究》發表文章的時候看看是不是參加過論壇,或者參加過幾屆論壇。

  下面請會議的主辦單位香港經濟導報社總編輯顏安生致辭。

  顏安生:尊敬的各位專家學者,尊敬的各位老師,尊敬的各位來賓,大家好!非常榮幸能夠參加第12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論壇,本屆論壇有很多國內外著名的專家學者發表精彩的演講,這對我來講是一次非常難得的學習機會。

  今天是2018年的6月30號,再過一天就是香港回歸祖國21周年的日子,今天結合我們這次論壇的主題,向大家匯報一下香港在邁向高質量發展方面的一些最新動態。

  很多專家學者都對香港的情況很了解,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香港成功完成了兩次重大經濟轉型,一是上世紀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香港先后利用了世界產業大變遷,工業化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大轉移的機遇,及時地承接了許多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到來,使得香港經濟在較短的時間里發生了巨大變化。而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香港又利用了內地改革開放的機會迅速地進行了產業轉型,將勞動密集型產業擴散成為本身集中發展進銳貿易與服務產業,香港通過第二次產業轉型和升級得以形成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并延續至今。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后,首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充分認識到香港進行第三次經濟轉型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嶄新以科技發展為主要內容的發展目標和轉型計劃,比如香港科技園計劃、香港數碼港計劃、香港中醫藥港計劃等等。然而,時至今日,這些經濟升級和轉型的計劃大多沒有如愿實現。香港經濟轉型周期之漫長、難度之大,遠遠超過董建華先生當年的預計和想象。

  2008年10月份,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探討香港未來發展的路線,香港組成立了臨時的顧問機構經濟金融委員會,該委員會提出了香港6大優勢產業,即醫療、教育、檢測及認證、創新科技、創意文化和環保產業。然而10年過去,香港產業結構變化不大,新興產業發展仍然步履維艱。香港的第三次經濟轉型為什么會如此艱難呢?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于香港缺乏創新、科技發展的強有力驅動,一直以來香港社會缺乏科技文化的底蘊,整個香港社會長期被急功近利的商業文化所浸淫,香港的優秀學生一般都被家庭要求學習金融和工商管理等實用性專業,因為這些專業畢業后就業容易,收入比較高,而科技專業的學生在香港就業面窄,收入也不理想。所以,極少有香港本地的優秀青年學子真正投身創新科技產業。與此同時,香港的企業也都熱衷于賺快錢,很少有企業愿意將資本投向那些投資大、見效慢、回收周期漫長的創新科技領域。

  總之,創新科技發展在香港一直沒有得到全社會應有的重視。然而,這種局面正在被打破,其主要標志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2005年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局正式成立。同時,特區政府開始從宏觀層面規劃和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

  二是2017年1月3日,深港兩地共同簽署了《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這是港深科技創新合作的重大突破,由于深圳已經成為全球科技創新發展的高地,香港借力深圳共同打造深港創新圈,可令香港的創新發展走上一條高效快捷的道路。

  第三,不久前,習近平主席對24名在港的兩院院士來信做出重要指示,首次提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了落實習主席的重要指示,國家有關部委出臺了政策,實現了香港的科技界近年來一直期盼的內地科研資金可以過到香港的愿望,這是一個重大突破。習主席和中央的支持,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送來東風,注入了強心針。

  第四,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規劃也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提供重大機遇。香港能夠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通過粵港澳大灣區集聚創新發展所需要的各種資源和要素,從而實現跳躍式發展。

  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正在翻開新的篇章,可以預期有國家強有力支持,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香港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有信心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正邁上創新科技發展的新里程。香港經濟有望獲得全新的發展驅動力,香港的第三次經濟轉型也將會在創新科技的崛起過程中逐步得到實現。

  我報告完畢,謝謝大家。

  張連城:香港經濟導報社從第一屆論壇到第十二屆論壇,始終不離不棄,支持我們論壇的發展,對論壇的舉辦起到了一個很好的作用,感謝顏安生總編輯的講話。下面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副總編輯蔡繼輝致辭。

  蔡繼輝:尊敬的各位教授,各位老師,各位代表,大家上午好!謝謝論壇發起方的邀請,邀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今年作為主辦方之一參與論壇的舉辦,并在緊張的議程上安排專門的環節發布城市生活質量藍皮書,我謹代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向與會的代表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誠摯謝意,項城市質量藍皮書的編寫單位,首都經貿大學和中國經濟實驗室研究院等表示祝賀,向張連城教授、張平教授、楊教授等表示祝賀,也對長期以來把你們的大作交給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各位教授,各位學者表示誠摯的謝意。

  論壇的主題是“邁向高質量發展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剛才幾位領導致辭中對此很好的引導性發言,時間關系,我僅就藍皮書的主體和出版情況向大家做一個報告。

  提高城市生活質量和居民滿意度是人民群眾的基本要求,也是各級政府發展城市建設,提供公共服務的基本目標,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主體和研究領域,相信也會成為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的關注。

  但是城市生活質量的測度又是個難題,不同居民對生活質量的標準又不一樣,用客觀指標進行評價大多數使用的是綜合評價的方法,但綜合評價有可能掩蓋了某一個指標對生活質量的極端影響,滿意度等主觀調查進行測度一方面可能受期望值的影響,比如期望值越大滿意度可能越低,主觀滿意度與實際現實值不符,而且期望值與現實值差異越大可能滿意度越低,這些問題都為生活質量的測度與評價增加了困難,當然也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我們這項研究的價值是比較高的。

  本書對城市生活質量進行了客觀評價和主觀滿意度的調查,分別列出中國35個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的分數和排名,調查和評價總體上比較科學、規范,對城市管理者了解本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從而在城市建設與管理中有針對性地制定公共政策,提高管理水平有重要的指導和決策參考作用。

  這也是藍皮書的基本定位和重要的價值所在,皮書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出版以來,從最早的經濟藍皮書開始,最早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幾個研究所開始逐步發展到今天,目前每年出版皮書450多種,有800多家研究機構參與,每年有一萬多位作者參與。20多年來,藍皮書的出版契合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對系統性數據和高質量應用對策研究成果的需求,對政府決策,對諸多行業,諸多領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對加強智庫建設,構建中國學術話語權,對引導主流輿論,對海外了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對加強國際學術交流等等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希望在社會各界的關心支持下,藍皮書的編寫與出版更上一個臺階,進一步發揮皮書作為應用對策類成果的價值和作用,也借次機會向支持皮書事業的各界朋友,特別是皮書主編表示誠摯的謝意。

  皮書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不少問題,需要我們出版社與學術界、智庫界共同研究,群策群力,不斷完善每一本皮書。以本書為例,還有一些地方可以進一步完善,比如我們出版時間還可以再提前,今年發布的是2017年,實際我們現在發布的好多藍皮書都是2018年版了,包括我們書樣有些時間的標注可以再清晰一些,比如城市生活質量調查的執行時間,因為調查的時間可能對居民當時那種主觀的態度有影響,比如如果涉及到公共安全,上海小學生的事件可能調查時間是今天可能對它城市公共安全的評價又下降,把調查時間提供給讀者,對于讀者做一個綜合性判斷是有幫助的。比如客觀指標數據的時間,有的是2016年,有的2017年,有的是2015年,因為很多經濟的指標對客觀評價是有影響的,不同年份也是有不同影響的,可以標注的更清晰一點。另外,我們希望研究對城市總體人群調查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分,能關注更多的人群,尤其是相對弱勢人群,比如老年人、殘疾人、城市農民工等等,他們城市滿意度的情況什么樣,可能對于我們城市管理能夠進一步的提高我們的水平。不同的人群對城市生活的理解和滿意度差異也比較大,我們的城市應該為每一位居民做好服務和保障,這也契合今天我們城市論壇的主題,通過關注更多的人群更深層次的問題全面提升我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水平。最后,我代表社科文獻出版社祝論壇圓滿成功,祝我們城市生活質量藍皮書越編越好。謝謝大家。

  張連城:很慚愧,我們生活質量藍皮書只得過三等獎,原因之一就是和我們新聞媒體的一些報道的重復率太高,新聞媒體的報道總是在我們前面,所以,我們一查重重復率比較高,這是得三等獎的原因。今后我們正在想辦法怎么更快一點趕到新媒體前面,那是不可能的。盡量的我們爭取一等獎,特別是今年我們的主觀滿意度調查采取了國際統一的標準,按照密歇根指數進行了調查,可能今年的影響會更大一些。感謝蔡繼輝總編輯的致辭。

  最后請首都經貿大學校長付志峰致辭,這個掌聲可以熱烈一點。

  付志峰:我其實跟特朗普先生還差好幾級,我也他穿得那么西裝革履,我今天穿的體恤衫,但是特朗普總統說話不靠譜,我這個首都經貿大學校長說話是靠譜的,我代表首都經貿感謝各位專家學者,真心的感謝,用北京的溫度來歡迎大家到這個論壇來。

  經濟問題確實特別復雜,受政治因素,社會因素,資源環境多方面因素影響,有時老天也插一杠子。北京很熱,溫度高了用電量就大,用電量大了中國就燒煤多,估計對煤的價格也會有影響。尤其誰能想到高舉全球化大旗美國現在又重新舉起高關稅的大旗,對中國,也包括其他的國家和地區重新打起了貿易戰。經濟這么復雜,也許正是因為經濟的復雜,讓各位專家,各位學者,也包括后面的同學們能醉心經濟問題的研究。下面讓我們把更多的時間留給各位專家,來聆聽各位專家的精彩演講,謝謝大家。

  張連城:感謝付校長簡短而熱情洋溢的發言,下面進入論壇第二單元,大會演講階段。首先,我們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學部委員,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張卓元演講。他演講的題目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兩條主線”。

  張卓元:各位專家,各位嘉賓,很高興!我已經有兩三年沒參加了,年紀大了,主辦方說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所以,邀我來講講40年改革開放的問題。我今天發言的題目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兩條主線”。

  第一點,關于問題的提出,為什么講這個問題?30年前,1987年10月份到1988年6月份,當時國家體改委組織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課題組,中央黨校的課題組,北大、人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吳敬璉他們的課題組就中國中期,指的是1988年到1995年經濟改革規劃綱要分別提出綱要。有上百位經濟學家對大家改革規劃綱要進行比較的研討會上,當時有個最大的爭論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主線究竟是什么,當時有三種不同的主張。一種主張以北京大學和中央黨校課題組代表提出企業改革中心論,或者是所有制改革中心論。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吳敬璉、周小川、郭樹清,包括樓繼偉,他們的課題組為代表,主張中期的改革以價格改革為主線,一個是所有制,一個是價格,以此推動經濟運行機制的轉軌。

  第三種,我們社科院課題組,當時課題組是副院長和我為代表,主張企業改革和價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要雙線推進,所謂兩條主線。

  今天看來,我們當時提的兩條主線,當時所謂主線指的是中期的主線,這兩條主線不僅對1988-1995年中期改革有效,而且對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都是有效的。中國40年經濟改革總的就是沿著這兩條主線不斷深化的。

  第一條主線,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改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和完善。第一條主線主要講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改革,有幾塊,首先是個體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我們實行改革開放以前是公有制一統天下,當時根本談不上“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全國只有14萬戶15萬人,改革開放后最早打破公有制一統天下局面的是為了解決上千萬人的就業問題,也有的說法叫知識青年回城催生了個體經濟。主要是到1979年上半年為止全國需要安排就業的人數達到2000萬人以上。所以,怎么樣來增加勞動就業崗位成為黨和政府的最緊迫的問題。1979年2月,剛剛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開了文革結束以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局長會議,面對那么大的就業壓力,當時寫了個報告,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提出各個地方可以根據當地的市場需要,在取得有關業務主管部門的同意以后,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的手工業個體勞動,但是不準雇工。所以,1980年的12月、11月,各個地方的工商局發放了個體工商戶的營業執照。當年就有81萬人拿到這個執照從事個體勞動。到了1985年,已經有1700多萬人拿到了從事個體經營的執照了。我們到現在大家都知道,現在我看2016年8000多萬從事個體經營的勞動者。

  第二,私營經濟接踵而來,個體經濟一發展,私營經濟必然接踵而來,這是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列寧說過,小生產是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資本主義。所以,個體經濟發展以后,有些經營好的個體工商戶就需要擴大經營規模增加經營項目,就需要雇工。當時城鄉有那么閑散勞動力所以雇工是很容易雇到的,但是開始時候對雇工作做很多很多限制,而且爭論也很大,開始鄧小平非常英明,這個事情看一看,雖然看兩年再說,后來又延長再繼續看,這樣實際上雇工就逐步的發展。到了1987年十三大的時候,已經明確了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以公有制為主體,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經濟成分不是發展得太多,而是還很不夠,對于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他們發展。所以,個體經濟是1980年,私營經濟1988年開始,各個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機構就開始辦理私營企業的注冊登記,私營經濟開始發展。

  80年代初期大家還知道什么叫個體經濟,什么叫私營經濟,怎么劃分界限爭論很多,經濟學家也爭論很多,最后還是靠《資本論》解決問題,《資本論》第一卷第9章馬克思講了雇工8個,8個人的是資本家,8個人以下小業主。1988年開始私營經濟可以發展了,到1992年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以后,1993,1994,1995,連續三年私營經濟戶數的增加,50%以上快速增加,迅速發展。所以,私營經濟在1988年開始正式可以從事私營經濟經營,到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得到很大的發展。現在雇傭的勞動者已經到了1.2億人,加上個體經濟八千多萬,總共兩億多。這是第二。

  第三是引進和利用外資,開始的時候經濟特區,利用外資,當時斗爭也很激烈,姓資姓社的爭論,由于得到鄧小平強烈的支持,后來特區也辦成了,開始利用外資了,而且利用外資也不光在經濟特區了,逐步到沿海各個城市外商投資越來越多了,到2012年底全國外商投資企業達到44萬戶,投資總額達到32000多億美元,注冊資本18000多億美元。在中國吸引的外商直接都是有60%左右(到2012年為止)是從事制造業,外商投資企業對工業增加的貢獻相當突出,而且它對出口的貢獻也很大。外資企業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1991年是17%左右,上升到2014年的46%。在工業部門的總資產中,外資占的比重達到24%。外資經濟也是中國很大的一塊。一個是個體,一個私營,一個外資。

  公有制包括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進行改革。首先,農村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沒有改變土地的集體私有權前提下放開了經營權,所以解放了生產力。國有企業的改革走得比較迂回,比較艱難。從開始擴大企業自主權,后來又利改稅,后來又承包制,一直到1993年才明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78年擴大企業自主權到1993年明確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方向,整整走了15年,國有企業改革走了一些彎路。

  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問題,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制度的確立是由社會主義性質和初級階段的過程決定的。首先,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第二,我國又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第三,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基本經濟制度1997年就提出來了,現在一直到十九大都提出要繼續堅持和鞏固這樣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次40年改革開放所有制的調整和改革也是我說的第一條主線一個大概的狀況。

  我講的第三個問題是怎么樣理解公有制為主體,關于基本經濟制度中的公有制為主體據我所知,2013年在起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后,在理論界、工商界對這個有兩種差距很大的不同看法,有的理論界人士建議改革開放后非公有制經濟迅速增長,它對GDP的貢獻率已經超過50%,甚至60%,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超過60%,就認為公有制為主體已經被突破,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受到動搖。所以,他們主張要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的甚至建議對財富積累特別多的富豪動手,實行再公有化。前不久也還有類似的看法。

  跟這個相反,也有的理論界,特別是工商界人士認為中國現實經濟活動已經發展到實際上是民營經濟為主體,如果繼續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是否名不副實,也不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他們建議基本經濟制度改為以公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有這么一個看法,我還參加全國工商聯的會上,有人就提出這個意見,這個意見現在看來應該說是站不住腳不夠全面的,實際上沒有很好地認識公有制為主體的含義。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在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時候,對公有制為主體的含義曾經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當時的文件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公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這是當時十五大報告講的。

  從1979年的改革開放到2017年的39年中國GDP增長了33.5倍,中國GDP占世界總量的比重從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5%,國有經濟,集體和合作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以及不同所有制經濟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都獲得巨大發展,這種情況下最主要的公有資產在世界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命脈都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根據最近財政部國資委、國家統計局等部門公布的公開數字,一直到2015年底,經營型的國有凈資產大概34萬億,行政事業型的國有凈資產11萬億,金融型的國有凈資產53萬億,資源型的國有凈資產大概是458萬億。這一部分自然資源資產占的比重特別大。私營經濟注冊資本大概也就40萬億,外資十幾萬億。所以,跟500多萬億比,在這里講的還是凈資產,總資產更多了。所以,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沒有變。至于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在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這個大家沒有任何爭論。所以,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各種所有制經濟的資產都大幅增加,但是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并沒有變,而且按照十五大對公有制為主體的規定,也為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提供了很大空間,所以,今后必須繼續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我講的第三點。

  第二條主線主要講經濟運行轉向市場主導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二條主線是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主要包括用市場取代計劃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和決定性作用。政府主要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使其穩定健康運行。中國改革開放是從經濟活動中引入市場機制展開的,也就是逐步放開價格,搞活市場展開的,大家還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初,特別是南方廣東這一帶先放開鮮活農產品,價格一放開,這些商品就像泉水般涌流出來,一個激勵了大家生產這些產品,一個使得很多附近的產品都往你價格高的地方賣,使得大家看到市場機制搞活經濟,搞活市場的魔力,從而支持和擁護市場傾向的改革,認識到市場配置資源比用指令性的計劃配置資源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所以,1992年,十四大總結了改革開放13年的經驗后提出要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

  下面講幾個方面。一個是價格改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價格改革走在各項改革的前面,1985年起中國價格改革以放開價格為主,先是逐步放開農副產品的價格和工業品的價格,使商品市場迅速活躍起來,市場繁榮,上百種票證相繼被取消,到1998年上半年,終于出現了人民期盼已久的買方市場,主要指商業部商業局直接管的600多種主要的商品,而且到2008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農副產品的收購總額,工業產品資料銷售總額市場條件下的比重達到95%以上,各種服務價格也陸續放開。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國價格改革的重點已經轉向資源產品和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水、煤炭、石油、天然氣、電力、鐵礦石等礦產品,勞動力、資金、土地等價格市場化改革逐步,取得進展。現在商品和服務價格97%以上放開了。我想起80年代價格的時候,我們一再提一個方案希望市場價格體制,當時參考了臺灣、香港、新加坡,把80%商品價格放開了,現在已經放到97%。

  第二,統一開放競爭的市場體系,使市場資源配置決定性的基礎作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市場發育四階段,各類市場蓬勃發展,這是第一,第二階段1992年。 第三階段2002年到2012年,主要是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一個是外商投資企業逐漸成為我國市場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再一個是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外向型經濟逐步形成。 第四階段,2013年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后,我們要爭取到2020年建設完善的現代市場體系。

  第三,關于宏觀調控機制,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實行的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化改革的對進,經濟搞活了,微觀主體有活力了,在這個同時宏觀經濟管理必須跟上才能使整個經濟運行能夠穩定健康。1985年著名的八三輪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上得出了一些共識,最主要的就是微觀經濟搞活以后,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應該跟上,但是應該從直接管理,計劃管理轉變為以間接管理為主。另外,宏觀經濟管理的經濟手段主要是要執行適當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經濟過熱的時候實行緊縮的政策,經濟過冷的時候,實行擴張的政策,這些現在看來都是嘗試,但是我記得我們1985您我本人也參加八三輪會議,當時聽到外國專家,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介紹這些情況的時候都覺得還是很新鮮。

  在實踐中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是非常成功的,主要標志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每年都是增長的,沒有一年出現負增長,而且最低的GDP增長率也達到3.9%,1990年是最低的,雖然出現了兩次兩位數的CPI上漲率,但是很快夠得到控制,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經濟的GDP的年均增速達到9.5%,這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也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這就證明了我們整個宏觀調控,我們整個40年的發展是非常之健康的。這是我講的第四個問題。

  最后一個問題,兩條主線論符合十九大報告新時代經濟改革兩個重點的規定。我說的兩條主線,因為完善產權制度,所謂產權就是所有制的核心,這個產權包括知識產權,我們今天完善產權比如強調要很好保護知識產權,要增強知識產權的激勵機制,要保護非公經濟的財產權,要防止國有資本的流失。這些都屬于所有制或者基本經濟制度鞏固和完善,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要素市場化配置,主要是我們講的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主要提供公共服務,保護環境,搞好社會管理,維護市場秩序這些方面。所以,30年前提出的兩條主線論和今天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經濟改革的兩個重點我個人認為它的精神是相吻合的,當然今天提的任務比30年前要符合新時代的精神,比如完善產權制度要知識產權,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這樣的概念,這是我們社會現代化建設進步提出的新的問題。

  我今天的發言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張平:我是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張平。這一節我們請來重量級的兩大嘉賓,一個是社科院的副院長高培勇教授,一個是著名的專家,經濟所的資深研究員張曙光教授。此外還有兩個重要的藍皮書發展,一個是經濟增長藍皮數發布,一個是生活質量藍皮書發布,這一節還是非常重要的內容。現在有請高培勇副院長給我們做講演,他的題目是《主動“對表”》。

  高培勇:我報這個題目的時候打算和大家交流的是地方債的問題,昨天在揚州活動,聽到揚州市委書記在談論新時代怎么來衡量地方政府的工作,昨天晚上到了清華大學,李稻葵又在那兒發問,是現在的財政政策不夠積極。所以,我臨時決定用這個PPT,這是在其他地方用過的溆浦PT我做了一點調整,想用主動對表新時代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這樣一個話題。

  “對表”,4月23號中央政治局討論宏觀經濟形勢的時候用的一個詞,是這樣講的,做好今年的經濟工作,關鍵是要主動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對表”,而且進一步講對得上的抓緊推,對不上的抓緊改。

  想到這樣一段話,我就在想在宏觀經濟領域過去5年當中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到今天按照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說法,一個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宏觀調控體系的格局大致形成。如果再把十九大之后在宏觀領域有關新的概念引入其中,比如高質量發展,現代化經濟體系等等納入到我們的宏觀調控的視野當中來,可以說到目前為止,高質量發展宏觀調控體系的格局又大致的勾勒出來。它的大致演進脈絡各位是比較熟悉的。在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了“三期疊加”的判斷,面對經濟形勢所出現的轉折新變化我們把它概括為增長速度的換檔期,發展動能的轉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這是2013年做出的歸結。

  到2014年,我們在“三期”疊加基礎上進一步概括為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我理解發生的最主要的變化就是在概括三期疊加的時候我們并沒有指出它是長期性的變化,是趨勢性的變化。當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時候,實際上就是把三期疊加進一步引申為長期性變化和趨勢性變化。2014年在解決了對經濟形勢怎么看的問題之后就開始轉向經濟工作怎么干,先是指導思想的變化,2015年的10月份,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緊跟著12月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實行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2016年媒體新概念就叫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7年十九大提出高質量發展,緊跟著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到2017年年末的時候就以此為基礎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這樣一個概念。因而從這樣一個發展脈絡當中我是覺得一個新時代的宏觀調控體系的雛形或者框架已經大致的勾畫出來了。

  要想“對表”,那就是對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把握一定要和這樣一個發展脈絡對上表,看怎么理解這樣一個發展脈絡。因為教書教久了,我所覺得推崇的辦法就是比對,凡是提出新概念,一定相對舊概念而言的,我是這么理解的。所以,當講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時候我總問經濟發展舊常態是什么,講到新發展理念舊發展理念是什么,講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也是說它相對什么一個東西,對照這樣的比對的過程中,我理出幾個線索大家看對不對。第一是分析視角,這個分析視角現在是在變,原來我們分析宏觀經濟形勢的時候基本的視角就是周期性因素和總量性因素,面對經濟發展當中所出現的問題,我們總是把它和什么對接呢?和經濟發展的周期對接。它是處于經濟發展的哪一個周期性的哪一個階段的問題。在我們心目當中經濟就是一個周而復始的周期性的波動過程,衰退了我們就說它是衰退階段的問題,通脹了我們就說它是在高漲階段所出現的問題。所以,那個時候發生任何問題的時候,我們心中的判斷它一定是短期性的變化,一定是周期性的變化。它是周而復始波動的過程,這是一個判斷因素。第二是總量型的因素。每當出現問題的時候我們總是從總供求平衡的角度理解,要么需求大于供給,要么供給大于需求。過去的分析的視角已經融化在我們血脈中。現在決策層關于經濟形勢的判斷和以往的分析視角之間就不是那么契合。經濟工作會議的公報和其他方面的公報在講這個話,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接下來說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按照這樣的一種判斷和我們原來傳統的分析視角對接的時候它就不那么契合,根源在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的經濟循環不暢。既然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它就不是或主要不是總量性問題,既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它就不一定是需求側的問題或主要不是需求側的問題,既然根源在重大結構性失衡,它可能就不是周期性的問題,也不是短期性的問題。所以,我想說的這個變化我覺得應該把它列入。

  第二個變化就是發展理念。發展理念我理解就是一個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做經濟工作是奔著什么去的,原來在高速的發展階段,無論你個人的偏好如何,你不可能不以GDP為分析,你也不可能不圍繞GDP的高速增長做文章,因為你那時候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情,連吃飽穿暖都做不到何談其他方面的問題?自然是以GDP論英雄。但是今天強調的是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或者說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個理念指導下的發展,而這是一個不說顛覆性變化也是一種非常重大的變化,就是你由偏好速度,以速度作為重心已經轉向追求質量的軌道,而這種變化也是非常大的。

  第三個變化是政策的主線索,政策的主線索,原來的宏觀經濟政策顯然是強調需求管理或立足于需求管理,在需求管理的條件下,可以歸結出幾個特點:第一,不管任何條件下我們總是站作需求的角度看問題。第二,我們盯的是需求總,供求之間矛盾的不平衡我們著眼的是怎么用調整需求的辦法去適應供給,而主要不是想調節供給。第三,我們搞的是一種對沖性的逆向調節,需求不足的時候我們加需求,需求過旺的時候我們減需求,因而我們追求的是一種短期的穩定,這是我們過去長期做的事情。而今天強調的問題跟過去不同了,正好對著來。首先,我們由站在需求的角度跑到供給角度來了,原來盯的是需求總量,現在主要盯的是結構調整,原來追求的是短期的穩定,現在我們緊盯的是提高供給質量,優化供給結構。我想這是在由需求管理轉向供給側給夠性改革的過程中發生的一個很大的變化。

  第四個變化,試錯機制,怎么實施宏觀經濟政策,以往宏觀經濟政策的措施和實施主要是通過政策安排,主要是在政策層面的調整這樣一種路徑下實施的,我們把宏觀政策當做一種政策變量。什么是政策變量?它主要不涉及到制度的調整。現在談論的問題是根本途徑是改革,以改革的辦法突破體制機制性障礙,以推進各種技術性改革為供給側改革創造條件。著重點也在發生變化。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原來的實施機制主要靠政策安排,而現在是政策安排+制度變革,且以制度變革為主。特別是最近面對上半年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們已經越來越感覺到單純的調整政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處于失效狀態,起碼是局部失效。如果不動體制機制,那些問題很難解決。我們沒時間展開這些方面的說法,每一個問題都是如此。房地產的問題,消費的問題,地方政府投資問題,類似所有問題拿出來,你不動體制是解決不了的。

  第五個變化,我想跟大家商榷,我還拿不準,昨天晚上突發奇想加上來,變化了的政府的作用,拿不準還沒有做更深層次的分析,大家體會。這是根據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所引發出來的,原來社會主要矛盾是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現在叫做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首先面對的一個問題,物質文化需要已經提升或拓展為美好生活需要了,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在哪兒?這個大家已經討論很多次了。第一就是傳統意義的物質文化需要上了層次。因此,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要升級換代,這是我們知道的。第二,原來的物質文化需要基礎上又加了一類需要,在十九大報告中講的使人民群眾對于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長,原來的物質文化需要是不能包容的,是拓展出來的需要,與這一需要相對應的載體是什么?要么是制度產品,要么就是政策產品,用武之產品、文化產品滿足不了這一需要。如果物質文化需要更多依賴于市場供給,我們更多的強調市場供給,后一類制度產品和政策產品的需要更多的要依賴于政府系統。因而,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不僅要依靠市場系統,而且要依靠政府系統。

  這個時候政府系統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政府供給,我們過去寫《公共經濟學》教材,寫財政學教材都這么講的,凡是市場做的好的都給市場,市場做不了的,做不好的給政府,它是拾遺補缺,但是當你面對要滿足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強調物質產品、文化產品之外的制度產品和政策產品的時候,你還是這么思維,行嗎?統統交給市場,市場做不了政府去拾遺補缺,我覺得恐怕得需要調整。

  是不是對于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理解要由拾遺補缺轉向并駕齊驅,我沒想好,這是提出的一個問題。所以,在十九大報告中相對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做了一個調整,十八屆三中全會怎么說的?發揮市場對于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十九大中把“和”字換成一個“,(逗號)”,從上面5個方面的變化中大家可以注意到中央關于宏觀經濟政策布局的表述大體上是這樣歸結的。這里面凸顯了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樣的理解不知道對不對,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我想在此基礎上解答昨天李稻葵提出的問題,這樣一種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帶給財政政策的變化是什么?一個問題大家主要談的現代財政政策積極嗎?該怎樣的理解積極的意義,去年我在張燕主編的光明日報的理論版寫了一個積極財政政策的變化問題,1998年我們啟用積極財政政策稱謂的時候我們是把“積極”等同于擴張,積極財政政策要有力度,要加大力度,要更加積極有效,我們的解讀都是對現在有關的擴張力度不滿,要加大擴張力度。但是當這樣一種解釋套用到今天的宏觀經濟政策布局中來顯然是不合適的。比如說怎么體現“積極”?財政上的積極主要體現為財政赤字,擴張不擴張不看赤字能解決?赤字我們也深知一條,有沒有赤字不是擴張的標志,赤字規模多大也不是擴張的標志,唯一的標志是今年的赤字比去年來得大,我們看的是邊際效應。照此理解,去年財政赤字23800,今年23800,我們財政政策積極嗎?肯定是不積極的。為什么?因為現在發生變化了,按照現在財政政策的解釋,政府工作報告怎么說,預算報告怎么講,著重點、著力點轉到提升經濟效益和質量上來,轉到化解產能過剩,主攻方向轉到結構性調整。所以,現在談論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積極”二字只有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這樣一種語境下是“擴張”的意義,初次以外是“結構性調整”。這是一個。

  第二,投資。以往的投資在我們概念中,特別和積極正政策掛鉤的時候,我們是把它當成一個總量刺激的手段。2008-2010年,中央政府1.18萬億投資帶動了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4萬億投資,進而引發了整個社會的十幾萬億投資,這是一個投資乘數的實施過程。我們目的干什么?是為了增加支出,增加都是,拉動和擴張需求。對投資的理解我們過去是這樣理解的,但今天十九大報告中專門給都是講了一句話是說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它強調的是優化供給結構關鍵性作用,那就是在今天的背景下更看重投資在這方面的作用,而不是拉動需求的作用,也有拉動需求的作用,不排除,但是更看重優化供給結構。所以,在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條件下,投資的定位和寄希望于它所產生的效應相對以往已經發生非常大的變化了。

  常欣在這里,我們去年圍繞中間投資做調研,你就會發現行為的軌跡和過去的思維方式不一樣。

  第三,赤字考量,以往我們腦海中“赤字”的理念是什么?財政赤字就是收和支之間的那個差額,支出大于收入,這是不好的事情,怎么讓它好呢?那就是為了經濟的正常發展,不惜擴大赤字。以財政收支不平衡換取整個經濟形勢的穩定發展,我們是把它當這個來用的。所以,為拉動需求不惜擴大赤字,為經濟的平衡不惜擴大赤字,而對赤字的度怎么掌握,只要它有利于經濟發展,只要大的經濟宏觀上它是有利的,我們都是可以付出的成本。但是大家注意李克強總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在總結過去5年工作的時候說了一句話,過去5年我們一直把財政赤字控制在占GDP的3%以內,請大家注意這是當成績來講的。為什么?因為相對于金融風險而言,我們對赤字變的謹慎了,我們對赤字已經開始心存敬畏,我們對赤字的把握要有底線了,這是不同的背景。當前的三大攻堅戰中擺在首位的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最重大的風險是金融風險,金融風險體現在什么?地方債風險上,這是不一樣的考量。

  第四,不一樣的減稅降費,多少人指望減稅降費,但是減稅降費過去我們是怎么理解的?我們是把它當做擴大需求的一個手段,給個人減稅降費,增加個人的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消費需求,給企業減稅降費,增加企業的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投資需求。我們是這樣一個目標,這樣一個實施路徑。今天從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那天起,2015年,減稅降費是和降成本之間對接的,減稅的目的是為了降成本,降費的目的也是為了降成本,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是涉企的收稅,涉企的收費,沒有提其他方面的都是。所以,這樣一來,減稅降費的這種目標和行為路徑都是不一樣的。在這樣一個宏觀經濟的理念思想和戰略發生深刻變化或重大變化的背景條件下,我們做宏觀經濟分析,我們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把握是不是得有意識地去對這個表,否則的話就難以跟上。

  我還強調在我們理論界,不管你怎么看待這個新時代的宏觀經濟的理念思想戰略,你理解不理解或者怎么理解,你要想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做出比較符合實際的解讀首先得把它的來龍去脈考慮清楚,當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意識的提醒自己,全面的調整理念思想和戰略,反復的告訴自己現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不是以往,反復告訴自己面對的社會主要矛盾不是以往的社會主要矛盾,反復告訴自己我們主線索是供給側給夠性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我們要滿足的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傳統意義的物質文化需要。從有意識的“對表”到最后變成下意識的,用這樣的理念思想戰略去做指導,我想這是我們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謝謝大家。

  張平:感謝高院長,講了很多宏觀調控,但是我也想再強調一下,整個宏觀調控我們是1994、1995年建立的,其實是基于工業化大量的宏觀調控,這里面命題除了目標以外,整個管理機制還需要有新的探索和突破,這以后也是一個重要的宏觀方面的適宜質量轉型的新的一些探討。下面有請張曙光教授探討人才爭奪戰與經濟轉型。謝謝大家。

  張曙光:大家好!我就這題目講5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從人口問題談起,人口問題是社會和經濟發展中間的一個根本性問題,但是我們在人口問題上一直存在一些誤區和片面性。人是有一張口,二是有一雙手,三還長了一個腦袋。這三者確實關系很密切,如果三者結合得好,人類的奇跡就是這么創造出來的。但是我們往往把它割裂開來,先看人有一張口,口可以吃飯,所以,咱們只看到人口可以吃飯,所以,人多了要控制人口。控制用經濟手段調節一下也可以,但是咱們非要用強制性的行政辦法。而且這個政策在當初制定的時候是說2000年前后要做出調整,但是由于特殊利益階層,以至于拖到2015年才放開“二胎”。但是由于環境條件的變化,放開以后人家不生了,年輕人現在不生小孩。所以,政策效果也就很微弱。

  我昨天來的時候坐出租車,司機說他家里兄弟姐妹13對結婚的12對不要,只有最小的一對要小孩。這個問題從世界來看也是大勢,咱們是未富先老,很多發達國家都進入老齡社會,人口生育率很低,而且出現負增長。另一邊有些窮國,特別是部分國家人口增長非常快。大家想一想,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人類的人口結構決定人類未來。有人已經敲了這個警鐘,但是各國的決策者都沒有意識、關注和重視這個問題。

  在人口的問題上咱們只看到口可以吃飯,而沒有看到口還要剛才。講話又是人口很重要的功能,如果人不吃飯要餓死,那人不剛才也要憋死。尤其人口的講話又與人腦聯系起來,人腦的發達和語言的發達,人腦的退化和語言的退化是高度相關的。所以,如果說人不吃飯餓死,不講話憋字,一個社會只有少數人可以講話,大多數人沒有自由言論的這樣一個狀況,我看可能個人狀況不會好到哪兒去。

  人都有一雙手,這雙手可以勞動,可以做事,但是怎么做事兒可是不一樣的,人民公社化的勞動和聯產承包制以后的勞動天壤之別。我們經濟所已故的老所長在改革開放80年代初期接見外賓的時候曾經問人民公社怎么回事兒?回答說人民公社是農奴制,農奴制的勞動和自由的勞動是不一樣的。改革開放以后為什么取得那么大的成績,最根本的一條是放開了人的手腳,讓人家有一點自由選擇的余地,這才有了中國經濟今天的發展。

  勞動有體力勞動,也有腦力勞動,二者的結合可以創造出奇跡,但是咱們的認識里重體力勞動,輕腦力勞動。到現在在很多人的潛意識里這個狀況仍然存在。咱們再看人腦,人腦的作用確實會思考,有理性,有感情,可能是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就在于人腦的功能上。人與人的不同差異可能這也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東西。既然可以思想,就能夠使得它自由思想,自由思想就可能產生壞思想,也可能產生好思想,但是咱們想一想,如果你不讓它自由思想,那不可能抑制壞思想的泛濫,但必然造成好思想的給抑制。人類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個問題,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關鍵是人才,咱們40年來經濟發展很快,去年GDP82.7萬億,世界第二,人均59000元,中等水平。咱們要講成績,也要看到問題,咱們現在是報喜不報憂,有些喜報過頭,有人講中國在六大方面超過美國,結果造成盲目樂觀,但是看不到問題咱們也不知道咱們怎么去解決。咱們30年發展靠什么?依靠大量的資源消耗,中國消耗了世界上最主要的資源的百分之四五十,但咱們的GDP只占不到20。造成了大量的環境生態問題。最近環保部在督察大家就可以看到。

  還有,咱們靠大量的投資和貨幣發放,去年M2和GDP的比例達到了202.7,造成了杠桿率高企而投資效率的不斷下降,潛藏著很大的金融危機。咱們過去的發展也主要靠出口貿易,結果國內外經濟失衡,造成了很多貿易摩擦,中美貿易摩擦,這是一個。所以,總的來看,咱們還是一種粗放式的技術含量不高,附加價值不多。所以,面臨著一個轉型升級的任務。

  怎么轉型升級?怎么提高質量呢?最根本的是要靠人才,要靠創新。大家想一想,新技術、新產業的發展要靠人才,城市的水平和面貌要靠人才,你國家的未來和前途也要靠人才。正因為如此,咱們可以看到國家之間、技術之間、城市之間、單位之間現在人才競爭是如火如荼,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我想講中美貿易爭端的背后也潛藏著人才問題。你再看咱們“一帶一路”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這一點大家也都看到了,咱們提出來世界共同體,但是中國的巨大體量對周邊有些國家也有影響,人家認為我們成為人家工業化的一個障礙。本來美國,以及西方一些國家對中國開放,改革開放,寄希望于中國走向自由市場經濟,但是中國走向了另一面。所以,西方國家現在對中國也另眼相看。所以,他們的戰略在調整。

  第四個問題,講國內人才競爭。前幾年好多城市里都發布了自己的人才新政,不光有中小城市,你比如東莞、佛山、山東的濰坊,而且有很多省會城市,比如西安、合肥、南京、杭州,一系列。到了今年的3月20以后,北京也宣布了自己要引進人才的管理辦法。3月26號上海也出臺了它的要高端人才的戰略。前幾天天津也加入進來,大家看由于北京、上海、天津的加入,人才爭奪已經進入一個白熱化的階段。爭奪的像北京,辦法是引進的四大戰略符合的人才,沒有住房的可以在單位引進人才的地方落戶,買到房的可以直接戶口遷入,子女隨遷,解決戶籍的重要渠道。上海要引進大數據,各種各樣的13種人才。本人和家屬子女,團隊和團隊家屬的子女一律解決戶口問題。北京為了給國外引進的人才十年之內來往自由的方便,而且還要幫他解決中國國籍的問題。

  從省會城市來看,你可以看南京,40歲以下本科都可以在南京落戶,西安出臺的在校大學生憑學生證明可以在大西安落戶,當前落了80多萬人。大家可以看到人才爭奪確實非常激烈。這個爭奪總體來看是件好事兒,為什么是好事兒呢?從我們過去不重視人,不重視人才轉變到重視人,重視人才。咱們過去是見官不見民,見物不見人,見人不見魂,這個問題解決了。

  最后一個問題,怎么爭奪人才。我覺得很關鍵的咱們現在爭奪人才里有很多問題,怎么解決這些問題。一,什么是人才,大學生算不算人才,現在算。還有爭奪人才要干什么,咱們好多學校引進院士,引進長江學者,但是只是為了名頭,為了牌子,并不見得要讓他們干事兒。于是很多人也看到這個好處,于是多是兼職,頻繁地變換單位,把名都值做到最大。第二個,引進人才怎么引進,咱們現在都是給房子,給戶籍,給補貼,比如說引進人才這塊火熱到什么程度呢?算法科學家年薪100-500萬,還要外加股權。但是實際引進人才有兩個決定性的因素。一是產業和事業的發展,人才來了是要干事業的,不是坐享其成的,很多人有事業,那可以完全撲在事業上,沒有事業他到那兒去干什么?沒有事業等于讓他去受罪,讓他去坐牢。第二,尊重人才,給人才以充分的自由。不尊重人才,不給他自由你也引進不了像樣的人才,引進的也會流走。咱們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看重的是官,官員有充分的自由,那對不起,另一方面人才的自由就受到限制。現在你可以看,很多人才做事兒的,得獎的,得利的是那些監管組織部門的。所以,不可能尊重人才和給他以充分的自由。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城市是一個生態,城市的人才有它的結構,既有高端人才,也有中低端人才,還有一般的勞動者。咱們可以看,一方面大力吸引高端人才,另一方面又大量驅趕低端人口。一方面鼓勵考研,另一方面職業教育問題又是一個短腿。一方面引進人才,另一方面人才又外流,一方面批判美國,另一方面把子女都送到美國。這個矛盾的事情讓人質疑。還有引進人才靠制度,咱們的制度比如說戶籍制度,搞了這么多年,現在自由遷移沒有解決,城市里制造業已經是農民工做主體了,80后、90后回不去了,但是落戶問題解決不了。

  最后再講一個問題,人才的流動自然有它的平衡機制。我覺得如果東北的人口流出對東北振興有利,如果東北比如黑龍江四千萬,現在減到三千萬,它的收入,它的效率就可以提高。北京、上海人流入對北京發展有利,但是這樣的規定沒有道理,仍然是計劃經濟的思維,如果我們看一看東京都市圈、紐約都市圈人比上海、北京多了,那么人家沒有控制也沒有出現問題,我們為什么要控制?我覺得如果這樣一系列的問題解決了,人才競爭會走向一個良性途徑。謝謝大家。

  張平:下面藍皮書發布時間。

  張自然:各位領導,專家,上午好!中國經濟增長報告—邁向高質量的經濟發展,這是藍皮書的總報告,由中國經濟質量前沿課題組做的。下面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主要內容。

  有5個方面的內容:2018年中國宏觀經驗事實、效率轉型與經濟增長、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區域經濟發展前景、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促進效率提升。

  經濟增長、就業、價格和匯率處于平穩區間,需求趨弱,生產仍強,中國債務周期的壓力逐步顯現,外部沖擊與經濟增長。這些內容不再細說,大概展示一下。

  GDP 6.5%左右,其他的都比較平穩。需求、生產、投資、債務的壓力,外部沖擊。

  重點講一下我們報告的主要的潛在生產力核算,我們有一個基本假定,我們動作非參數線性估計方法對要素彈性參數進行估計。第二,設定中國未來TFP增長構陷達到發達經濟體基準水平30%,第三是基于城市化率與投資率關系的計模型,給出對資本形成增長率和資本存量增長率的預測。我們得到下表。

  我們認為GDP增長率在6.45左右。其中從資本增長率來看,這些年資本增長率是有所下降的,勞動增長率本身是有下降,同時我們的勞動參與率為負的,總體勞動投入的增長率相對前期是下降比較快的。

  貢獻部分,資本貢獻部分是出現到2008到2012年,再到上5年的下降,今后幾年7%不到。

  勞動貢獻率會進一步下降。城市方面,城市化率達到60%左右。

  對中國的結構性特征進行分析,資本投入對增長的貢獻一直維持在較高水平,勞動投入增加率下降較快,全要素生產率對GDP增長的貢獻大致維持在20%左右。中國經濟始終伴隨著資本存量的增長而增長,資本要素使用效率和邊際效益持續下降。這是一個基本分析。

  我們認為中國經濟要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重視兩個效率提升,即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同步提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直接決定了工資水平的提升速度,只有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居民的舍入水平才能穩步提升。第二是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的貢獻不斷提高,是企業技術進步和配置效率提升的綜合反映。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與效率路徑重塑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所在。

  第三重點講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有三個部分,一個是高質量發展的本質和特征,第二是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設計,第三中國與發達國家高質量發展方面的差距。主要是國際比較方面的。

  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以人民為中心,黨的十九大針對中國的發展階段指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公推富裕。這一判斷指出我國專項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要從物質生產體系轉向以人民為中心的消費升級、創新、高效、包容的可持續發展軌道。

  高質量發展的本質和特征應該是知識消費,人力資本地方,創新效率補償的循環,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機制。

  我國在工業化階段偏重于中低層次教育,形成較大比重的低層次人力資本,目前面臨人力資本升級的問題。日韓經驗15-20年高等教育基本普及,人力資本結構的快速提升促進了整體創新能力,是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其內涵是廣義人力資本的快速提升,包括科學、教育、文化娛樂、健康醫療、體育等多方面的快速發展。在高質量發展軌道中,經濟增長伴隨著知識消費比重提升。

  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特征6個,以人民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及持續提升科教文衛體等知識消費比重,讓更多人民分享發展成果,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比重,政府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是創新驅動的持續提升效率。第三保護產權,規范政府行為,實現市場配置資源。第四經濟穩定性。第五是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第六是經濟協調主體轉型。大致是這6個基本特征。

  我們針對這些特征,高質量發展指標設計是基于參考國際相關的五大指標體系,以OECD發達國家為參照樣本,包括5個一級治保,經濟增長、創新效力、政府效率、生活質量和環境質量。

  我們的指標有若干個二級指標,下面有67個具體指標,其中50個指標可以國際比較,17個指標不可國際比較。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指標體系來評估中國和OECD發達國家高質量發展方面的差距,發現短板,并縮小和OECD發達國家的差距。

  這是我們設計的指標體系,其中打星號的是反項指標,所有指標正向化的,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增長效率部分城鎮失業率是一個反項指標,經濟穩定性基本上都是反項指標,居民負債水平,企業負債水平,我們排名非常靠后,這說明我們的負債過高了。

  創新教育一些指標可以說一下,一個是PCD專利數量,科技論文發表數量,互聯網的普及度,研發強度,知識產權保護,貨物市場效率,勞動市場效率,金融市場發展,技術成熟度,市場規模,出口國內增加值率,這是比較重要的可國際比較的指標。

  政府效率方面包括兩個,公共效率和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效率包括營商指數比較重要的,產品市場監管指標,專業服務監管指標,人員交通通信監管指標。零售業監管指標,公共服務滿意度指數,政府開放度指數,稅收和轉移支付對基尼系數的影響,都是比較新的,而且可國際比較的。

  生活質量方面,消費升級,消費促進兩種指標。科教文衛的消費比重,大學教育的比重,初次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的比重,這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兩個不太可比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社會保障,我們用的是社保繳費占收入的比重來衡量。

  環境質量方面列的比較多,一部分是可以比較的,比如人均水資源量可以國際比較的,城市人均垃圾生產量,二氧化碳排放量這是可以國際比較的,PM2.5指標,我們比較關鍵的,PM2.5大于35的比重,按照35的標準中國應該是比較落后的。環保科技占全部科技都是的比重也是比較重要的,都是可比的。

  我們有一個發現,三個指標,市場規模是不容置疑的,科技論文發表數量,人均垃圾生產量是不高的,中國近1/6的指標排名全球30%以內,與前沿國家差距小于50%的指標比例超過了1/3。

  高質量發展一級指標經濟增長、創新效率、政府效率、生活質量和環境質量等諸多指標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具體的指標結果,國家超過四五十個以上的,低于60以下的OECD國家比較多。GDP中間個別特別高的,我們排在第23位,差距還是相當大的。資本回報率,42個OECD國家,包括中國的發達國家是排在第13位,差距是53%。勞動生產率方面200個國家我們排在第十位。

  比較重要的資本化率我們在60個國家里22位。幾個波動指標步態理想,差距100%,差距非常大,我們居民負債排在133個國家的第105位,企業負債水平是在132個國家里排在第126位,我們負債過高,正負債水平在41位,也是當高。

  國際專利,110個國家里排在第2位。論文發表數量排在第一位。研發強度在36個國家排在第13位。知識產權保護還算比較創新,100個國家49位,貨物生產效率、勞動生產效率基本上還在中偏后一些。技術成熟度基本上倒數第二了。出口還算可以,43個國家第7位。

  營商指數在近200個國家中排在第78位,產品監管指標我們幾個監管指標基本上倒數2或者5以內,營收監管指標36,相當于倒數的。公共服務滿意度45個國家地區里第28位政府開放度指數排在第87位。稅收和轉移支付對基尼系數下降的影響是倒數第一的,非常不好。科教文衛消費在42個國家倒數第一。初次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的比重在42個國家地區中26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在88個國家中第22位。社會保障在93個國家和地區里29位,水資源量比較靠后。能耗指標反項指標我們在倒數第四,36個我們排在33。PM2.5指標大于35微克/平方米我們也是挺靠后的。科技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倒數第五,科技方面或者環保方面的我們是比較靠后的。

  可國際比較說了。下面大概講一下區域比較,省內比較的,2018年發展前景指數和排名,“十三五”的,2018年的分級,簡單過一下。

  《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連續8年對中國區域科持續發展進行跟蹤評價。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應該從以GDP為核心的評價標準專項以勞動生產率與TFP增長為基準的創新和效率的評估方式,強調可持續性和包容性的增長。

  經濟增長、增長潛力、政府效率、人民生活和環境質量。

  2018年海南環境質量是第一的。發展前景綜合的和5個一級指標的情況。權重變化情況的列表。經濟增長排名變化,辦法特別大的沒有。增長潛力方面天津下降14位,大的變化其他都不是特別大。政府效率方面也變化不是特別大。人民生活方面也變化不大。環境質量方面變化沒有特別大的。

  權重排序,增長的綜合質量的情況,增長潛力的一些排名情況。政府效率,人民生活,環境質量,海南明顯比全國高很多。

  “十三五”的大致展示一下,現在“十三五”的第三年,這是一些大的排名情況,略有變化,發展指數達到平均每年的指數。“十三五”經濟增長排名變化比較大的遼寧下降12位,其他的有大有小,海南降了5位,黑龍江漲了5位。

  增長潛力方面下降比較多的是天津下降了10位,這是比較大的,福建上升9位,變化比較大一些,河北漲了6位。政府效率方面變化不是特別大,“十二五”到“十三五”,人民生活方面河北下降了6位,這是下降比較多的,其他的4位不算特別厲害。

  環境質量方面山西下降12位,這是比較大一些,其他的安徽下降7位,湖南漲了12位,甘肅下降11位,這是下降比較多一些的環境質量方面的指數。

  橙色的是發展最好的,江上浙江和廣東,北京2017年其是第一級,2018年已經在第二級了。經濟增長天津、上浙和廣東最好的。

  政府效率方面,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是比較好一些的。人民生活,北京、天津幾個。環境質量方面最好的是海南,青海、北京、上海。

  雷達圖上海是最好的,但是環境質量不是很好,北京是政府效率最好的。

  謝謝大家。

  張平:非常感謝,接下來是生活質量指數發布。

  郎麗華:謝謝。自然講的是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生活質量。所以,我今天主要是講35個城市生活質量調查報告。

  講四部分,重點講第二部分,但是講第二部分之前我要講一下關于調查的說明。我們2011年開始指數發布到今年是第8屆,前6屆我們主要是主觀調查指標5個指標,但是沒有進行國際比較。從2017年開始我們進行樂昌市,跟佛羅里達大學合作,在生活改善度這個指標上我們采用美國G根指數進行了漲勢,效果很好,2018年我們開始進行全新的嘗試。2018年指標體系的構成主觀部分4個,消費者信心指數、教育質量、健康狀況、醫療服務。

  第二個變化是調查方法的變化,原來采用電話調查,今年電話和網絡合作。我們目標是趨向于網絡調查。今年的調查結果,有12800多個有效樣本,其中電話調查占50%,網絡調查占50%。這是基本情況的說明。

  重點的放在第二部分,主觀滿意度調查的情況。第一項指標是消費者信心指數。消費者信心指數我們是采用美國密歇根消費者指數,同時加入中國的情況,分數越高反映消費者信心越強。消費者信心主要有6個問卷,但是密歇根指數是5個問卷。所以,我們加了第6個。

  問卷1,你認為你的收入比前一年更好還是更差。第二是針對未來一年您認為您家人的收入是更好還是更差。第三,根據國家的整體形勢,您對未來一年我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是否有信心。第三,縱觀國家整個經濟形勢,您對未來5年經濟發展是否有信心。第五個問卷是您認為現在是否是購買耐用必須品的好時機。第六,根據中國的特殊情況,美國沒有這個指標,我們假如您認為現在是否是購買住宅的好時機。

  我們分析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前5項,第六部分是專項調查。消費者信心我們得出的結果,全國35個城市,所有城市消費者信心都大于100,其中上海122.8,最高,最差的104.44,平均值115.48。表明中國的消費者對當前和未來的個人收入、收入預期、經濟形勢還是充滿著信心。我們也跟美國進行了一個比較,根據美國的調查數據進行調查,2018年4月到5月,美國密歇根消費者信心指數是98.8,我們的調查是2018年3月份到4月份,我們認為這個時間段是可以比較的。2018年3月到4月,中國35個城市消費者信心指數平行值為115.48,這是第一項指標,消費者信心指數。

  層次看,女性對消費者信心更強,越年輕消費者信心越強,學歷越高消費者信心越強,在職的消費者信心大于非在職的。這是第一個指數。

  第二個指數,專項調查專項調查主要是問您認為現在是否是購買住宅的好時機。我們設定三個問話,第一個好時機,第二不確定,第三是不好的時機。只有濟南一個城市認為好時機的比重大于不確定和不好時機的比重。西安、深圳,還有杭州這三個城市認為購房不是好時機的比重大于好時機和不確定的比重。平均來看,全國35個城市23.6%的人認為現在購房是好時機,46.5%的人認為不確定,29.9%的人認為不是好時機。

  第二個指數是教育質量滿意度指數。教育質量滿意度的指數我們設計的依據是根據教育部建立健全中小學教育質量綜合評價體系的5個指標簡化而設定的。它主要分成總第7項到第13項,第7項是個基本數據,主要是面向中小學教育。第8個問題,您認為目前中小學是否注重學生的品德的發展教育。第九個認為您認為目前的周小學是否注重學生的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第十,您認為目前的中小學是非注重培養學生的興趣愛好。結果是總的排名,濟南排名最高,是74.58,杭州排名比較低,64.22%,但是整體的排名都大于50。這表明對教育質量還是比較滿意的。平均的得分69.39。

  但是我們發現一個問題,北京、上海、廣州這樣我們認為集中優質資源的城市它的得分并不高,這可能反映了這些城市的受訪者他認為優質教育的供給和受訪者對教育的需求還是不匹配的,也就是教育的發展還是比較失衡的。

  關于學業負擔的問題,您認為目前中小學學業負擔如何,是重還是輕。第12個問題您認為目前中小學生進入重點學校的主要壁壘是什么,第13個問題,您認為目前中小學生教育的課外支出負擔是否重。調查的結果,這個得分大家看得分越高表明負擔越輕,得分越低表明負擔越重。得分最高的是青島,得分是35.82,低于50分,表明負擔非常重的,得分最低的城市是西安,是25.66,平均值是29.93。全國整體來看,學業的負擔,中小學的學業負擔是相當重的。這跟我們平時的感覺也是一樣的。

  第12個問題,您認為目前中小學進入重點學校的壁壘是什么?主要的壁壘,學區壁壘是最主要的,第二個壁壘是戶口,第三個壁壘是擇校費,第四是學生成績。目前,全國有33.5%的受訪者認為學區是主要的入學壁壘,19.2%的受訪者認為戶口是主要的壁壘,17.4%的受訪者認為擇校費太高,17.1%的受訪者認為學生成績不夠是主要的壁壘。

  第13個問題,您認為目前中小學的課外教育的支出是重還是輕,也是分數越高表明課外支出負擔越輕,分數越低表明課外支出負擔越。得分最高的是青島,35.57,低于50分,得分最低的是哈爾濱,22.79,全國的平均分是28.77。這個表明全國35個城市所有的受訪者都認為課外支出的負擔是比較重的。

  第三項介紹一下健康情況的調查結果。健康情況我們是從第14到第17個指標反映了健康情況。第一個是總體的情況,這個問卷的問題,總體而言,您覺得您的健康情況如何。全國35個城市的受訪者調查結果是這樣的,青島的得分最高,70.58,這表明相當好了,因為大于70分了。最差的城市是杭州,是53.91,盡管是差,但是都高于50分,都是一般和良好之間,平均值是64.48。我們把這個情況跟美國也進行了一個比較,全國35個城市平均值64.48,我們了解一下美國的一個情況,美國最新的調查結果是61.6%,我們的平均值高于美國的平均值,其中28個城市的得分高于美國數值,7個城市得分低于美國數值。這是整體的健康情況。

  這三項是針對過去一個月內身體和心理上的問題,還有對工作的影響進行的調查。第一個是回顧過去30天你有多少天身體不舒服。第16個問題是過去30天你有多少天心理上感覺到不健康。身體和心理的不健康在過去30天中有多少天影響了您的工作。這也是根據美國疾控控制中心和預防中心所開發的健康不良指標來計算的。這個總的天數是30天,我們把15、16加到一起就是不健康的天數,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不健康的天數,這兩個點數加到一起如果大于30就以30為限來算的。

  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總的健康情況,身體不健康和心理不健康的天數,南京是過去30天內有3.4天不健康,長春不健康的感覺最高,是感覺,9.7。但是平均值是5.5。我們跟誰比較呢?我們還是跟美國比較,跟美國來比較我們會發現美國最新的調查數據是不健康的天數是6.6天,高于中國的。所以,它的健康指數是低于中國35個城市的平均值。其中35個城市當中有27個健康直屬高于美國,不健康的天數低于美國。1個城市跟美國相等,8個城市低于美國。整體來看,心理不健康的天數平均3.01天,大于身體不健康的2.53天,我們心理覺得不健康還是比較多的。

  分指數來看,南京身體不健康的指數是最低最少,1.55,長春身體不健康的指數是4.43,平均是2.53。心理不健康的指數,上海是最少1.83天,田教授應該有感覺。心理不健康的指數最高的也是長春。所以,我們東北人民可能真的是身心都覺得比較疲憊。你因為身體不健康或心理不健康導致你影響了工作的天數。福州人民不管身體和心理他影響天數都不是最少的,但是影響工作的天數是最少的,福州人民還是比較敬業,盡管壓力很大,但是比較敬業。福州是排名第一,他因為健康因素影響他的工作天數是1.25,銀川最低,是4.74,平均值是2.19。這兩個指標也反映了不同城市身體或心理不健康對工作的影響不一樣,工作態度不太一樣。

  第四個指標是醫療服務,由三個指標構成。第18個指標,過去的一年您是否因為自己的健康或者陪同親友去醫院就診?最近的一次就診經歷有沒有。一年當中有沒有就診經歷。第19和20是醫療滿意度指數,第19考慮到您最近的一次就診經歷,您對醫療機構的服務質量是非滿意,20是對醫療保險個人負擔部分是否滿意。沒去醫院還是去了醫院,濟南人民過去一年有52.1%的人沒去過醫院,這個指標比較好。最低的是南寧,南寧人民27.7%的人沒有去過醫院。全國35個城市,36%的人過去一年沒有去過醫院,25.1%的人去過社區醫院或者診所,27.4%的人去過綜合醫院,9%的人去過專科醫院,剩下是其他機構,社區醫療其是起了很大作用,減輕了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的負擔。

  第19個指標就診經歷對就診的滿意態度,是否滿意。廈門人民對醫療機構的服務質量比較滿意,滿意度最高,滿意度最低的是海口,是58%,但是都超過了50%。所以,也表明我們對就診醫療機構的服務還是比較滿意的。這是第19項。

  第20是您對醫療保險個人負擔部分是否滿意,寧波人民的滿意度最高,68.3%,上海人民的滿意度最低,可能要求太高了,上海人民的滿意度是56.32,但是都超過了50%,也證明滿意度還是比較高的。

  我們把第19項和20項加到一起,對醫療服務的滿意度情況。整體來看北京的滿意度最高,兩項指標北京都不是最高的,但是兩項綜合起來北京是70分,最高分。滿意度最低海口57.36。但是也是整體情況都超過了50%,平均值是65.31,說明我們35個城市的受訪者對醫療服務的滿意度還是比較高的。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居民的獲得感還是增強了。

  第三,客觀指數。因為客觀指數張自然已經說了大部分,我就簡單說一下,我們這個客觀指數沒有變化,數據來源是官方公布的數據,指標體系也沒有發生變化,指標體系的構成仍然是,包括生活水平指數、生活成本指數、人力資本指數、社會保障指數和生活感受度指數。這5個指標中我簡單說一下,跟2017年相比生活水平指數、社會保障指數和生活感受指數都略有上升,人力資本指數基本持平,只有生活成本指數較大幅度的上升。所以,整體的結果,北京生活質量總指數北京排名第一,杭州排名第二,南京排名第三,都超過60。有4個城市低于50,西寧、重慶、福州和鄭州,平均值是54.85,跟歷年來相比,2013、2014、2015、2016、2017發現一個什么特點呢?在2015年和2016年連續兩年下跌之后,2017年企穩,2018年比2017年略有下降,下降的原因是生活成本的大幅上升。

  所以,可以得出這樣的基本結論。第一個結論主觀滿意度調查顯示我們城市居民有較強的獲得感。第二個客觀指數的分析表明,35個城市生活質量基本保持平衡,但不足的地方就是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可是居民又有較強的獲得感,也反映了主觀滿意度和客觀指數之間的一個反差。另外,還存在著城市和地區之間較大的生活質量的差距,生活成本的進一步上升,優質教育資源的相對稀缺,住房市場的不確定預期,這些可以看成是當前主要面臨的挑戰。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剛才各位老師講了當前的主要任務必須保持可持續增長,高質量發展,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構建治理現代化體系,解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

  張平:感謝。這兩個大的調查,兩個大的指標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是高質量指標設計,一個全新的生活指標,一個微觀的,一個宏觀的國際比較,微觀數據我們也非常感謝,因為這涉及到12000個樣本,尤其醫療部分我們連續兩年了,我們希望能夠對人民生活獲得性、獲得感給予一個非常積極的回應,也希望大家關注我們的調研和關注我們高質量發展的系列追蹤。感謝大家。

  (上午結束)

  主持人:下午演講的第一位嘉賓是南京大學商學院的院長沈坤榮教授,他演講的題目是以城市群經濟推進高質量發展。有請。

  沈坤榮:非常高興今天來參會,我參加過11次,每次來都有新的收獲。今天懷抱著高質量發展,城市群經濟來推進高質量發展這個話題做一個分享和交流。

  城市群的崛起是經濟增長進入新階段的一個重要標志。通過對創新資源與全球市場進行有效的整合,世界級的城市群已經成為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格局是新發展理念的重要體現,也是空間布局優化和要素集聚作用將更加突出。

  如果合力打造世界級城市群來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是提升我國區域競爭力的必然選擇。所以,我們提出要以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網絡打破地理邊界,以有效合作新機制打破行政邊界,加快各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推進世界級城市群建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下面重點講三個方面:

  城市群發展的宏觀背景;

  城市群發展的國際參照;

  城市群發展的現實選擇;

  城市群發展的最突出的背景,上午各位專家都提到我國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新的時代發展的新的征程的主要特征就是高速度轉向了高質量,而如何實現高質量需要從兩個角度審視。

  第一,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的潛在動力在哪里。從短期來看,經濟運行的潛藏風險如何規避。所以,我們從城市群發展的宏觀背景來看,需要三個方面,那就是適應新環境、拓展新空間、構筑新動力。

  適應新環境的重點在于處理好中美關系,尤其是全球價值鏈收縮、管控分歧的背景下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上午各位老師都提到如何處理好這么一個大國之間的關系,以前好像有各種各樣的揣測或者是預期,但是最近變的撲朔迷離,核心就是兩個國家力量的對比在發生變化,所以,我們用一張圖表示的是60年來中美在全球經濟中比重的變化,最核心的變化是2002年之后,當時我們加入WTO之后兩個國家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使得圍繞著國力的競爭來展開。第二拓展新空間,重點是堅持全球化道路共筑世界命運共同體,核心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但是一個前提條件是國內經濟要穩健,國內市場要穩定。所以,進一步拓展開放的范圍和層次,以高水平的開放來推動高質量發展。具體的就是拓展自貿區和自貿港的建設。第三,構筑新動力,構筑新動力就要推進創新,最核心的是培育新一輪競爭中的產業制高點,核心動力就是要使得中國的創新不但是追隨的,還要原始的。我要講的是構筑新動力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大幅度調整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布局,重點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或者長三角一體化,京津冀,包括雄安新區,以城市群經濟的高質量來推進中國經濟發展的高質量。為此需要創新發展理念、思路和方法,由行政區經濟向功能區經濟轉變,打破行政壁壘,發揮區域協同效應。第二是從同質競爭向協同發展轉變,形成一個開放融合、協同發展的大生態系統。

  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從工業化主導轉向城市化主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主要是構造化主導帶來的,工業化是城市化的初級階段,現有的城市化主導的階段已經到了,城市化接替工業化將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新的動能。這個看得很清晰,未來經濟增長將以城市為核心,經濟增長是以人口增長、城市化同步進行的,它實際上是三位一體的態勢,以美國和日本為例,大城市經濟的密度是比較高的,經濟產高的區域都集聚在城市群里,而城市規模越大,生產率越高,我們國際比較發現中國主要的都市圈人口和產出的占比較之發達國家還是比較低的。我們大城市集聚程度還比較低。從城市經濟的密度看,每平方公里的產出,北上廣深的經濟密度兩億到三億每平方公里,遠遠高于中國的其他地區,但是跟世界其他大都市比起來遠遠低于韓國的首爾、新加坡、中國香港、東京、紐約等等。上升的空間還是比較大的。

  從理論上,從現代經濟增長的來源來看,城市經濟發展中的人力資本和創新,以及企業家精神。所以,地區之間的分工合貿易可以在一個大國內部獲得巨大規模經濟的紅利。因此,需要通過城市(地區)間的資源再配置來充分利用大城市對于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從而提高國家競爭力。

  但是在中國由于地方政府行為和地區之間的博弈,往往導致市場的分割,不利于地區之間資源配置效率和國家競爭力的提高。地區之間為了本地區的經濟增長,展開激烈的稅收競爭,最近表現為土地出讓金的競爭,環境污染,污染轉移,金融資源獲取,包括無節制的發放地方債等等。這種競爭從一開始的較為正面的替代市場功能,逐漸轉變為負面的作用。地方政府對配置資源的干預,在中國如果離開了這一個視角就不可能理解中國經濟40年來的快速增長。地方政府負面的競爭行為造成行政邊界的惡化,嚴重阻礙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影響經濟邊界的有效擴展。

  為了確保城市群戰略的順利落地,就需要妥善解決地域分割嚴重、城市職能定位不清晰,協同發展制度成本比較高這些困難。地方政府的過度競爭引起的勞動力、資本、土地、能源等要素的價格扭曲,加劇了資源錯配,抑制企業進行自主創新、節能環保的動力。

  行政邊界固化進一步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動,阻礙經濟邊界的拓展,不利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這種過度競爭掩蓋了很多真實的問題,通過低價的出來工業用地、稅收優惠、信貸補貼、放松環境管制或者實際上的轉移使得我們整個經濟陷入了一些非常負面的東西。這些還通過空間溢出效應加劇臨近地區的環境福利績效損失。這方面的研究這幾年開拓了一個新的方向,污染治理和經濟的可持續性,它跟經濟潛在的動力釋放是聯系在一起的。我國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最近地方政府演變到全國政策的河長制、湖長制,我最近在中國社會科學上就中國的河長制政策效應進行了評估,經濟研究上也有這樣的文章,環境污染的轉移和產出之間的關系。

  圍繞這些問題,核心的問題就是怎么真正體現綠色發展的新發展理念。行政邊際的固化限制了這些要素的流動,行政邊際還阻礙了一些事情,所以,要協同治理。這是城市群經濟里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二、城市群發展的國際參照

  新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地理理論將城市看作經濟增長的引擎。

  城市空間集聚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使得市場邊界不斷擴大,有利于形成規模經濟,有利于降低企業的生產和交易成本,還有利于勞動分工,這是正的外部性。

  在這方面時間關系不展開講,比如東京、紐約、舊金山三大可以參照的世界級城市群就是我們需要實現區域治理的協同效應上來做。

  最近我研究長江經濟帶,國家也在做,怎么以綠色發展為引領長江經濟帶的發展,這里面要做好大保護,不搞大開發,不是不開發,首先是以城市的秩序為抓手來推進。

  比較世界三大灣區就可以發現,灣區城市群有效整合了創新資源和全球的市場,它最主要的是三個方面,國際化的視野和創新功能區,網絡化的基礎設施,統一的區域治理。

  我們國家城市群發展的現實選擇是什么?所以,我要講的第三個方面,實際上最核心的就是要做好三個區域的規劃和引領。比如我們規劃了很多城市群,最突出的現在最值得去示范引領和帶動的就是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你們是所在區域的專家。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更多的還有政治層面,但是它有很高的不確定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港珠澳大橋建是建好了,怎么開發?因為我們是靠右行駛,它是靠左行駛,怎么弄現在還沒想好。因為我在長三角。所以,長三角城市群提一點看法。長三角城市群一開始提出來,我跟時任省委書記李強提出“一體兩翼”,國家需要我們一個市三個省,但是一體兩翼的長三角核心區更有競爭力,兩翼就是江蘇的8個市,現在要擴展一個市就是鹽城,揚子江城市群,南京、杭州、寧波這么一個灣區,實際上一體兩翼從比較來看,我們有一系列的數據比較,我跟我博士生趙倩做這方面的研究有一系列比較,在比較上“一體兩翼”的長三角核心區可能更有競爭力,現有的整合灣區只是形勢,城市集聚才是核心。比如杭州灣加上揚子江城市群形成“一體兩翼”的格局,以寧波為南,以南京、蘇州、杭州拱衛上海可能更有競爭力,這方面長三角已經一市三省的委員會成立,掛牌成立長三角協作辦公室,放在上海,開始定期的磋商機制和一體化的規劃,推進的速度非常快,當然這里更重要的是市場為基礎。

  從空間不具合產業結構來看,上海不僅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也是改革開放的出口型城市,揚子江城市群為上海提供廣闊的經濟腹地,蘇州、南京是全國先進制造業的中心,蘇南五市是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群。

  還有一個雄安新區,這個再說。

  最后一分鐘時間,以城市群經濟推進高質量發展。最重要的三個方面,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網絡打破地理邊界。第二個是以有效合作的新機制打破行政邊界,以建立世界級人才集聚高地為核心,使得把世界級人才集聚高地作為城市群發展的第一方略,不但是人才引得進來,還要使人才使得上勁兒,更要使人才留得住,這是城市集群發展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主持人:謝謝沈教授。中國政府城市發展政策是控制大城市,適當發展中等城市,大力發展小城市,我不知道這個城市群到底應該由小城市組成,還是應該由大城市組成。希望有關部門認真聽一下沈教授的意見。下面有請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連城教授,他演講的題目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與風險”,有請。

  張連城:上午張卓元教授講了改革的歷程,那是前輩,我也是一個改革的親歷者,從1980年到1987年我曾經在經濟學周報、國家體制改革研究所兼職工作了7年,所以,我也算個改革親歷者。借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和體會。

  我發言的題目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與風險”。討論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中國經濟體制的變遷都經過了哪些階段。1978年以前實際上1980年之前中國實行的都是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大特點是一大二公,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所有產品價格都由中央政府定價,1979南曾經也進行過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嘗試,但是失敗了,沒有成功。于是到了1981年我們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按照這個改革,我們首先把農村承包的經驗移到城市來,實行經濟責任制,后來又發展到利改稅,再后來就發展到個體經濟是補充,在全民和集體所有制壟斷的情況下打進了個體經濟,這個個體經濟就是張卓元研究員講的8個人以下的,放開了三類農產品的價格,這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基本內容。

  經過幾年嘗試發現計劃經濟為主依然沒有脫離過去的軌道,所以,1984年我們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改革思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改革思路是國家調節市場,讓市場引導企業,同時提出了初級階段的理論。另外,提出8個人以上的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都是公有制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同時推進了價格雙軌制。

  經過1984年到1989年的改革,把計劃經濟撕開了一個很大的口子,注入了市場經濟成分。從那以后1989年到1991年開始治理整頓,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講出了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以前我們提商品經濟羞羞答答的想引進市場經濟成分,鄧小平干脆我們要搞的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2年的十四大上得到了確認。從那以后中國就邁入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軌道。

  邁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軌道首先一點就是所有制方面承認非公經濟是重要組成部分,要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并且放開商品價格。1992年中央管理的定價的737種商品減少到了89種,十八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要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比“基礎作用”又向前推進了一步。這樣在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上就出現了兩次大的改革,一次是1978年以后的,一個是1992年以后,這兩次大的改革都是以兩次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或者是以兩次大的意識形態調整為前提的。

  第一次1978年突破了“兩個凡是”,確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一次思想解放。第二次要對計劃經濟進行改革。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或者意識形態調整就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他講不要在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上爭論不休,我們不爭論,發展才是硬道理。三個“有利于”,這是第二次市場解放,這才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伴隨宏觀經濟體制的變革,中國的企業制度也發生了變革,1956年以前,中國是從蘇聯學來的“一長制”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這兩種制度并存,之后過渡到“一長制”就是企業立一個人負責。1956年八大決定在國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建議要在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2015年9月,指導意見指出要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充分發揮企業黨組織再企業中的政治核心作用,這是強調了政治核心。將來企業體制會發生什么樣的變革現在只是一個理念,究竟怎樣變革下面還有待觀察。

  不同體制下經濟增長是不一樣的,無論是速度和平穩型都是不一樣的